酒吧空间的双城逃离重读蒋濮小说不要问我从哪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作为蒋濮1985年赴日后的第一部小说，既裹挟着“文革”记忆，又融汇了日本想象，标志着其创作的过渡转型，“她开始把她的目光投注于东京生活的万花筒，努力在珠光宝气的幻化中，在令人目眩的色彩和光华中，寻找迷失了的人性。她仍然以她的生活优势，写中国人在日本的生活和遭遇”[1]241。这部小说于1988年发表在《上海文学》第10期，一个月后便在日本文坛引起了热烈反响，“一天蒋濮走在校园里，同校的老师告诉她：‘今天的《读卖新闻》’有一个整版在评论你，说你的作品是继郁达夫的《沉沦》之后60年又出现的中国留学生文学”[2]289。《沉沦》是郁达夫根据其在日本名古屋的留学生活体验而写就的。小说运用日本私小说的技法细致地记录主人公性格和心理状态的嬗变，将人性苦闷和灵肉冲突予以淋漓展现。且毋论《不要问我从哪里来》能否与《沉沦》相媲美，就其思想主题而言，主人公琳琳和亚非确实反映出改革开放后新一代青年在追逐名利欲望的过程中所遭遇的精神危机。在这一过程中，蒋濮别具匠心地建构了一个现代化的“酒吧空间”——上海和东京，它既充斥着物欲利益、肉体狂欢，又蕴藏着两性矛盾乃至文化冲突。这里所强调的“酒吧空间”并非是狭义的“酒吧”场所，而是泛指包括舞厅、咖啡馆和夜总会等在内的消费空间，“这些消费场所往往融酒吧、咖啡厅、餐厅于一体，因此‘酒吧’或‘上海酒吧’只是对此类消费空间的一种概括性的指称”[3]117。小说采用独特的双线交互叙事，故事情节随着双城“酒吧空间”的位移转换(从上海到东京)而层层推进，男女主人公经历了地理和情感层面的二度逃离，映射出对现代欲望从狂热追逐到悄然梦醒的心理变化。

一、上海“酒吧空间”：初尝禁果的欲望狂欢

在《不要问我从哪里来》中，主人公亚非和琳琳经历了十年“文革”。在那“史无前例的十年”[4]4，他们的身份地位发生了微妙的逆转：亚非从底层修水电工人的儿子变成响当当的“红五类”，琳琳则从堂堂副局长的千金沦为走资派的女儿；亚非光荣地应征入伍，而琳琳被送到“北大荒”成为知青，错失了读书升学的最佳时机。“文革”后，琳琳父亲得到平反，官复原职，她也随之进入父亲任职的局里当收发员。之后亚非回到上海，靠着“工人出身，复员军人，共产党员这三块牌子，再加上岳父的大力周旋”[4]10，很顺利地进入一家大公司，在外事办公室工作，他精明干练，广受好评。按理说，这对年轻小夫妻可以就此稳定地生活下去。但是，改革开放的潮流打破了原本的安定甜蜜，“大学高考恢复，研究生学位制建立，出国深造，留学镀金，国门大开，洋风四进，社会潮流，花样翻新，各式摩登浪头，一浪高过一浪”[4]10。在这种境况下，只有初中一年级学历的琳琳感到前所未有的失落。在学业方面，她连考两次大学都失败了，自知已经没有任何竞争力可言。于是，她转而沉溺于物欲的追求，以此来代偿自己青春已逝的遗憾，她追求时兴的舶来品，经常与炜炜等女性朋友逛商店买衣服。“现代的都市生活中的消费活动为女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社会交往、幻想和自由度，使她们更为随心所欲地运用自己的身体获取五光十色的体验和感性上的满足。”[5]131

与此同时，亚非为了满足琳琳的物质欲望，经常利用工作之便网罗各种外国商品，“从可口可乐到柯达彩色胶卷，从进口连衣裙到外汇券”[4]11。就这样，亚非和琳琳逐步融入上海的“酒吧空间”，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欲望狂欢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聪明机灵的亚非学会了“跑大饭店，坐咖啡厅，跳迪斯科，喝威士忌”[4]12，甚至反过来“教导”琳琳的穿衣搭配和社交活动，沉醉于暂时的满足，可“欲望和对象之间永远都不能绝对满足的，即使用一些对象来满足，那也只是欲望本体的替代品，并不是真正的欲望本体。欲望的表达永远填补不了欲望这个深不可测的黑洞。可以说，欲望的替代品就是欲望的表达，是对欲望的不断阐释和更新，它只是欲望的脚注，而不是欲望本身”[6]55。在20世纪80年代，置身于上海这个现代大染缸里，面对跨国资本和西方消费文化的强势介入，像亚非此类缺乏知识素养和文化判断力的青年，很容易得意忘形，忘乎所以，“所有上海滩上顶儿尖儿的时髦玩意儿亚非都学会了……在这些东西蛊惑的幻影中，亚非一点一点地放大着自己……甚而以‘高等人士’自诩”[4]12。就如包亚明等人所说，“一旦置身于酒吧这些特殊的空间，人们原有的镜像世界便开始动摇碎裂。先前貌似坚不可摧的铆钉、搭扣一齐哗啦啦地松动滑脱，各式零散的元素在酒吧这类恍惚迷离的氛围里飘浮。随后，在这一特殊的环境的刺激与暗示下，它们纷纷重新组合，耦合成了新型的自我与世界的镜像”[5]119。

文章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网址: http://www.shjtdxxb.cn/qikandaodu/2021/0707/78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