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现代化弃儒不用则不接地气年首届儒学

编者按：2019 年12 月28 日，第四届南海青年学者高峰论坛暨儒学演进与创新学术研讨会在三亚学院举办，此次会议由三亚学院与中华孔子学会董仲舒研究委员会共同主办。在开幕式上，中华孔子学会董仲舒研究委员会会长、上海交通大学长聘教授、我校董子学院首席专家、《衡水学院学报》“董仲舒与儒学研究”栏目特约主持人余治平发表致辞。因篇幅所限，原文略作删改。

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同道：

大家上午好！

岁末年初，仅仅还剩下三天的时间，我们就可以“全面小康”了。在这个节点上，我们中华孔子学会董仲舒研究委员会很高兴能够跟海南的三亚学院合作，把董学研究的会议开到令人神往的天涯海角。在风光秀丽的五指山下、万泉河边坐而论道无疑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开端。

借助会议开幕的机会，我讲一个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儒家选择的问题。儒家并不只是一种“为己之学”（《论语?宪问》），吃饱饭没事干而只会坐而论道、空谈心性。宋明道学的兴起和广泛流布，完全是儒家的一个异数，显然属于偏向、极端。以《大学》为主体的伊川、朱子之学，竟被牟宗三视为在宋明儒家道统正脉之外的“别子为宗”（《心体与性体》），因为宋明儒家皆以《论语》《孟子》《中庸》《易传》为主体经典。实际上，儒家具有非常宽广的内涵，不只有心性之学，而且经学、礼学、外王之学、实践工夫论，都是儒家非常真实的有机组成部分。司马谈说过：“儒者以六艺为法。”（《史记?论六家要旨》）所以，“通五经贯六艺”是儒之为儒的基本素质要求。儒家从孔子开始，“修己”本身似乎并不构成目的，它应该是指向“安百姓”（《论语?宪问》）的。而“安百姓”就不得不涉及天下治理，这其中则当然包括诸侯之国的治理、大夫之家的治理。古代中国悠悠两千多年的王朝历史，儒家在天下治理、国家治理中曾经发挥过积极而重要的作用和影响。纵观历朝统治者对儒家的态度，则无外乎这么四大类，即排儒、反儒一类，废儒、弃儒一类，用儒、尊儒一类，崇儒、任儒一类。

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儒家在先秦时期主要还只是作为一个学派而呈现的，诸子百家中的一家而已，除了一度与墨家比肩而成为“显学”之外，并无多少特殊之处，《庄子?天下》篇中甚至还描述过流落民间“小人儒”的各种尴尬、窘迫和困厄。

秦国最先反儒、排儒。秦孝公任用商鞅实施新法，变革图强，但第一次的九条“变法之令”和“二次变法”的六方面措施，都还没有反儒、排儒。同僚赵良当面批评商鞅，在直指其六大罪状的同时，还不断援引《诗》《书》名句，至少说明商鞅主政秦国的时候还没有反儒、排儒，否则借赵良十个胆子，他也不敢。但《韩非子?和氏》却曰：“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燔《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而遂公家之劳，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韩非的这段话，除了“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两条，与司马迁的《秦本纪》《商君列传》的描述相一致外，其余三条则都不见于史载，于是，其真实性、可靠性也便有待进一步考证。“燔《诗》《书》”，首开统治者焚烧文化书籍之先河，始作俑者，不得好死。清王先慎引宋人王应麟《困学纪闻》语：“《史记?商君传》不言‘燔《诗》《书》’，盖《诗》《书》之道废，与李斯之焚无异也。”在秦国，烧书起于孝公、商鞅，还是起于李斯，依然是一个值得考证的问题，但可以断定的是，绝不可能仅仅开始于始皇帝。当权者烧书，还只是禁锢人们的脑袋，不许人们进行独立思考和自主判断，一切都得听命于最高统治者一人。而接下来，则必然是砍脑袋、掉脑袋，以掩埋肉体、灭绝生命的方式维护君主的权威。这种方式之铁腕与血腥显然已经到了反文明、反人类的程度，不可容忍！秦王治国希图立竿见影，走了法家的路子，讲求耕战效益，靠短线取胜。儒家强调教化之功，立足政权的长治久安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根本不可能满足秦王只争朝夕、非常急迫的事功野心，甚至还会因为其对仁道主义的坚守和把持而严重妨碍当权者施展拳脚而野蛮执政。所以，儒家在秦国肯定不受欢迎，始皇帝创立的极权专制也绝不可能是儒家的理想方案，儒家所追求的是周制，既非皇帝攥政，也非群众民主，而是一种典型的贵族政治格局。

四年楚汉战争以不忍“苦天下之民父子”（《史记?项羽本纪》）、极富仁爱与正义心肠的项羽的失败而告终。刘邦胜利得没有原则、没有尊严，再次把对儒家路线的放弃作为个人成功的条件。汉初诸帝政治统御，基本上都是弃儒不尊、弃儒不用。高祖刘邦鄙视儒生，以其为无用，竟然溺冠以故意羞辱之。陆贾一句“马上得天下”而不可“马上治天下”（《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严重刺激了这位草根皇帝，于是便交代群臣总结、反思秦亡汉兴的历史原因。贾谊《过秦论》结尾一句“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新书?过秦》），揭示出秦政之弊在非儒、反儒。其实，贾谊并不是说这话的第一个人。《荀子?强国》篇早就指出，强秦“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是所见也。故曰：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秦类之矣”。秦国的强大有它的历史必然性。“四世有胜，非幸也”，秦国能够取得今天这样的伟大成绩绝不是偶然的，首先应该是孝公、惠王、武王、昭王四代英主励精图治的结果。秦强，显然不是一日之功，有历史沉积的原因，也有治理道路选择的原因。然而，即便如此，秦“则有其諰矣。兼是数具者而尽有之，然而县之以王者之功名，则倜倜然其不及远矣！是何也？则其殆无儒邪！”法家治理，助推独裁政府产生，易于形成威权结构而霸凌天下。举国动员的模式，也很容易在短时间内奏效，富国强兵是必然的，但却不能长治久安，窒息的人民、禁锢的思想迟早都得反叛而生乱。而儒家统御天下则放眼长远，教化立国，改造社会，改造人性，积攒几代人都不一定成功，根本就急不得，所以一般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产生明显的治理效果。《荀子?议兵》篇则发现：“秦四世有胜，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轧己也。”秦国的外部风险就在于，积怨已久的六国反秦势力集结起来，联手共同对付秦国，那则是秦国抗御不了的灾难。所以，秦国目前的形势是喜忧各参，成就与缺点同在，危机与希望并存。“兼是数具者而尽有之”，则说明秦国在上述的两个方面都表现得淋漓尽致，都快要到极限了。荀子或许是最先从强秦的一派繁荣中看到它的灭亡的智者，荀子最先“唱衰”秦国，矮化秦政。圣人看因，凡人看果，伟哉，荀子！

文章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网址: http://www.shjtdxxb.cn/qikandaodu/2021/0428/685.html